转型期“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再识 2019-09-21 08:52

  表面上看,中国社会结构中因为存在一个庞大的农民阶层,这个农民阶层处于社会收入与声望的底层,似乎农民阶层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底层的长长一横,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倒丁字型结构,实际上,因为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和农民的保护。将作为农民最后退路和保障的返回农村的权利制度性留给农民,不向城市开放,不向市场开放,不允许农民失去返乡权,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得以成功避免一般发展中国家存在诸种问题的重大经验之一。在当前阶段,中国社会正在向纺锤型结构转变中国城乡二元体制通过对农民返乡权的保障,甚至通过国家对农村的大规模财政投入来解决农民在农村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保证了农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生活的一定品质。

  2015年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北京日报》发表“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的文章,认为通过六普资料与五普资料的比较,相对于2000年中国社会结构,2010年中国社会结构中“得分值较低的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层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下群体有所扩大。但是,从总的社会结构图形看,大体上还是属于底层比较大的社会结构特征,基本上可以说还是类似于一种‘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当然,如果说形状是‘土字型社会结构’也可以”。李强认为,倒丁字型结构及其必然导致的结构紧张可以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如果想从结构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扩大中间阶层数量,改变倒丁字型结构,办法就是改革户籍制度与增加城市容纳力。对于这一判断与分析,我有不同看法。

  李强其实也很清楚所谓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中下面一横与上面一竖不在一个结构里,他说:“实际上,中国是有两个社会分层体系,一个是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另一个是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这两个体系几乎是独立运转的,相互之间并不交融,虽然有巨大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但是,由于与户籍相关的一系列限制,多数农民工最终还是回到农村去,而不是融入到城市社会中来” 。实际上,李强提出倒丁字型结构的2005年时,中国户籍制度已经有了极大调整,决定农民工能否进城的主要障碍早已不是户籍而是收入了,或者说是市场因素了。只要农民有了足够收入,他们就完全可以在城市买房生活。当前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存在,不过,现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中,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大都已清除或正在清除,而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的制度仍然大多保留,比如不允许城市人到农村买农民宅基地。之所以要限制城市资本下乡,是因为土地包括宅基地是农民的最后退路与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是不应该允许进行交易的。基本保障的交易对城市人来讲,也许只是多了一个节假日到农村看星星的休闲去处,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却可能在进城失败后无路可走。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保护农民的体制。

  正是农民有农村这样一个退路,当农民家庭认为进城有更多机会时,他们选择进城获取收入,而当他们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时,他们就退回农村。农民有农村这个退路,就使得独立运行的农村社会结构避免了与城市社会结构在同一个结构中的“结构紧张”关系。正是有农村退路,进城农民就可以在城市一搏,同时,正是有农村退路,进城农民就不会失望而要努力打拼,他们在城市获得的收入也许过不好体面的城市生活,却可以极大地改善农村的生活。

  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规模巨大的贫民窟人口,若对这些国家的城市家庭进行收入统计,则这些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例外都有一个底层的长长的一横,而其上面也一定会有一个高高的一竖,这样的倒丁字型收入与社会结构不是罕见的,而是普遍的、一般的,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结构。

  相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例外。表面上看,中国社会结构中因为存在一个庞大的农民阶层,这个农民阶层处于社会收入与声望的底层,似乎农民阶层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底层的长长一横,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倒丁字型结构,实际上,因为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和农民的保护,而使城市与农村成为两个相当不同的社会体系,也正是因此,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有效地避免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市内的二元结构,及由此造成的倒丁字型收入与社会结构,避免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城市普遍存在的结构紧张,以及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紧张所放大的经济社会问题,从而使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世所罕见的和社会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显然,当前中国并不存在所谓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也就不存在所谓倒丁字型结构比金字塔型结构更坏的问题。反过来,当前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一方面农民自主进城,城市对农民开放,一方面规制资本下乡,农村对城市资本有限开放。这样一种体制之所以可以成功,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印度城市正规就业机会只有大约10%,并非是印度对劳工就业的保护不力,而是由印度所处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无一不是如此。中国同样如此。中国的优势在于,通过保护进城农民在农村的退路而缓解了城市保护农民工权利的压力。如果一方面不可能为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一方面又让进城失败的农民不再可以返回农村,就必然出现城市倒丁字型结构,就必然导致结构紧张,这样一种结构就必然会放大各种危机以致危机不可收拾。

  将作为农民最后退路和保障的返回农村的权利制度性留给农民,不向城市开放,不向市场开放,不允许农民失去返乡权,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得以成功避免一般发展中国家存在诸种问题的重大经验之一。基本保障不允许交易,要靠国家力量来保证,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却常成为易被忽视的常识。